曹国桥:理学影响下的两宋花鸟画

 

理学影响下的两宋花鸟画
曹 国 桥
(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,安徽 芜湖241000)

摘要:两宋时期,花鸟画迅速崛起。两宋花鸟画以其独特的写实性在绘画史上独具光芒。花鸟画在两宋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变革:从两宋初期沿袭黄氏之体;崔白、易元吉引领花鸟画一变,开始注重写生,追求逼真写实的艺术形象;南宋,花鸟画又一变,绘画的重心开始由客体转向主体,更加注重神韵,更加注重表现绘画主体的情感意志。中国花鸟画的繁荣及其数次之变,是伴随着不断汲取理学哲学思想的养分而不断推进的。
关键词:花鸟画、理学、

唐朝画科发展齐备,花鸟画不在依附于人物画形成独立的艺术形式。历经五代至两宋,花鸟画迅速崛起[]。其繁荣之势不仅跃居人物画之上,而且与山水画形成并驾之势。两宋花鸟画以其独特的写实、逼真,成为中国绘花鸟绘画史上独具光芒的一部分。古往今来,“形似”、“法度”一直为画坛所探讨,只是两宋花鸟画所盛行的写实之风尚,可谓前无古人,后亦无来者。
两宋花鸟画的迅速崛起以及其写实之风的尚行,自然有着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影响:绘画自有其出现、发展、壮大的过程;与统治者的喜好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:宋徽宗尤甚;与两宋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亦有关联。除此之外,新儒学在两宋形成,其影响同样不容小觑。新儒学不同于汉唐带有着浓丽的功利色彩、外向型入世的积极心态,而是转变为内向型、身心圆融的理学。哲学之于画学虽然没有绝对必然的决定作用,但是,社会主导哲学思想的转型必然影响于亦画亦儒的文人大夫,对于绘画的影响自然是潜在的。
一、理学的影响下的社会思潮
北宋伊始,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和“兴文教,崇尚儒术”的国策,倡导读经书,兴办学校,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比例,儒学再度繁荣。这是汉唐儒学在吸收了佛教、禅宗之后形成的新儒学即理学,新儒学在北宋中期逐渐形成,并长期占据封建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。“宋学的一个鲜明特点,就是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之上,向着哲学思辨与探讨宇宙生成的方向发展。重内省悟性,以解万物人生。在理学中体现的典型而充分[]”。
理学推崇“理”,“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”,程明道说:“天者,理也”。在新儒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“物理最好玩”的社会风气。张载讲“万物皆有理,若不知穷理,如梦过一生。”“穷理亦多端,或读书,讲明义理;或论古今人物,别其是非;或应接事物,而处其当,皆穷理也。[]”读书、讲明义理、论古今人物,以达到穷理尽性的目的,同样也是提高自身修养、完善自我的过程。此外,理学主静,同样是注重内在涵养的表现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,于“静”中体察万物之理,杜绝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。唯有祛除主观意识的操控,方能做到绝对客观的“格物”的目的。“二程说:“人问其学,曰‘且静坐’。伊川每见人静坐,便叹其善学。”[3]189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两宋推行“存天理灭人欲”,将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。清心寡欲,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仕人建功立业、积极外向的心态。主静、去欲以求万物之理的哲学思想下,宋代形成了不同于唐朝注重仕功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外向型进取的思维方式,把建功立业的外在追求内化为内在性情的涵养。通过格物穷理的手段到达涵养心性、修养身心的目的。
社会思想的转变首先为花鸟画发展繁荣提供了适宜的气候、温润的土壤。
二、理学影响下花鸟画的嬗变
花鸟画在两宋大放异彩,美术史家郭若虚“或问近代之艺与古人何如?答曰近方古多不及,而过亦有之。若论佛道人物、仕女牛马,则近不及古。若论山水林石、花竹禽鱼,则古不及今。”花鸟画在两宋的发展并非一种主导风格的逐渐强盛,而是经历了数次变革,而每一次变革都折射着理学对于绘画浸淫的不断强化。
在五代就已出现的“黄家富贵,徐熙野逸”是花鸟画独立发展以来的第一个高峰。黄筌传有《珍禽图》,“落墨为格,杂彩副之,迹与色不相隐映”。“格物是物上穷其至理”的思想下,绘画极重“物理”:各种珍禽贵鸟外在形貌几欲乱真,非常写实,但是缺少画面之理:彼此之间孤立存在,并没有联系。宋初,理学逐渐兴盛,其“格物致知”、“精研物理”的思想,影响着绘画的表现方式,同时也熏陶着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。宋始,黄氏体制为帝王所尚,以“勾勒填彩,旨趣浓艳”的画风统领花鸟画坛。黄筌之子黄居寀继其父之风,不断巩固黄氏风格的地位。《宣和画谱》记载“较艺者,视黄石体制为有优劣去取”。宋初黄氏之风大为尚行,甚至连徐熙之子都变父亲“野逸”之风,而“效诸黄之格”。只是其画风的主导地位,逐渐导致画家墨守成规,画法不断走向程式化,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花鸟画的发展。
理学不断发展,其思想对于画学的影响不断加深。理学之“格物致知”,要求之体对于客体严格、精研的“格”,以此达到穷理尽性的目的。其“理”须以身体之、以眼观之,方能达到真实了解物理。“五代到北宋初年的写实之风,所重视的是外在形貌上的真实传神,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前后,绘画中又从一般外在形似转向对内在性、理的追求,博究遍览之风,转向性、理的追寻。”“写生赵昌”有着“写生逼真,时未有共比”之誉,他的出现开始动摇黄氏画风一统天下的格局。受其影响崔白以“体制清赡,作用疏通”的作画风格突破了黄氏体制近一个世纪的主导地位。崔白不仅注重外在形似,而且注重写生,善于捕捉物之动态,以传达物之神态,与此同时,更加注重“画理”:作品《寒雀图》反映出画家细致入微的观察方式,扎实严谨的写实技巧:明显看出笔墨的丰富变化,画中着色浅谈若无,明显颠覆了黄氏体制的富贵之风,新儒学提倡节欲,“存天理灭人欲”思想日益盛行,富贵“所乏者丘壑也”,雅致的淡着色替代华丽的富贵之风也是必然;画中营造了荒寒萧疏的氛围,枯树寒枝中鸟儿相顾而鸣,隐约看出画家给予画中复杂的情感。此外,在理学“穷理尽性”的思想之下,写实之风在北宋不断推进,画学界提出“擅艺者所益博究”,“画者尚罕能精究,况观者乎?”《画鉴》就记载了宋徽宗精研物理的事例:“尝命人画孔雀升墩屏障,大不称旨。复命余子次第进贡,有极尽功力而不得用者。乃相与诣阙请所谓?旨曰:“凡孔雀升墩,必先左脚,卿等所图皆右脚”。验之信然。众工遂服其格物之精。”《图画见闻志》还记载着画家对禽鸟结构的认识:“自嘴喙口脸眼缘,丛林脑毛,披蓑毛,翅有梢,翅有蛤翅,翅膀上有大节小节,大小窝翎。次及六梢,又有料风掠草散尾,压谭尾,肚毛,腿祷,尾雉,脚有探爪(三节)食爪(二节)撩爪(四节)托爪(一节)宣黄八甲”。
北宋后期至南宋以来,理学发展成熟并开始占据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。伴随着理学的不断影响,花鸟画也必然发生转变:画坛上一味追求形似的作画风尚逐渐淡出画坛;“穷理尽性”:绘画同样开始追求画面内在之理;理学还主张“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”,“故推之四海而皆准”:个人情感、胸中臆气的传达愈来愈为画家所重,画面风格则继续延续崔白改革之风尚。以李迪为代表的花鸟画,在重形似的基础之上,更注重于生动、气韵的传达。透过作品《枫鹰雉鸡图》可以看到表现方式上与黄氏之体已完全不同:更加注重客体质感的传达,以凸显“物理”;彻底变革了黄氏工整艳丽的线条与着色;将工写与粗放结合起来:以工笔写翎毛,以粗笔写树石,着色更加淡雅。此外,在理学影响下仕人越来越注重个人性情的涵养,很多时候仕人通过花鸟画托物言志、借物抒怀,画“花”与“鸟”开始成为仕人“比德”的一种方式。绘画是描绘客观事物,不仅要用肉眼去观察,还要用心去体味,郭若虚曾提出著名的“心印说”,无疑是理学对于画学影响最明显的痕迹。郭熙还讲到:“人须养的胸中宽快,意思悦适,如所谓易直子谅,油然之心生,则人之笑啼情状,物之尖斜偃侧,自然布列于心中,不觉见之于笔下”。郭若虚所谓“人品既已高矣,气韵不得不高。”可见,理学中修养心性、又有涵养的思想也已经渗透到画学中,画家同样重视主体的品德修养。“绘画之妙,多寓兴于此,与诗人之相表里焉。故花之于牡丹、芍药,禽于之鸾凤、孔翠,必使之富贵;而松竹梅菊、鸥鹭雁鹜,必见之幽闲;至于鹤之轩昂,鹰隼之搏击,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,乔松古柏之风寒磊落,展张于图绘,有以兴起人之意者,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,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。”比德思想影响下,“四君子”题材逐渐兴起,并且被画家所热衷。
理学对于绘画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绘画理论中,画面之上同样受其熏染,尤其花鸟画其独特的构图方式的盛行,彰显着理学思想对于绘画的影响。花鸟画繁荣兴盛的同时不难发现:折枝式构图日益增多,且不断程式化。折枝式构图,是截取树木、花草的一部分作为表现的一部风当做画面主体进行描绘。折枝式构图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,两宋以来日益成为花鸟画构图取势的重要方式。崔白的《寒雀图》、林椿的《果熟来禽图》等等都是折枝式构图的杰出代表。繁杂的枝叶、花茎无疑是画家作画取舍的很大难点,只是一旦掌握其要点,构图取势就会变得简单。“画花卉者大要曰枝曰花曰叶,而全局布置当以得势为主。枝得势,虽萦纡高下,气脉仍是贯串……其势不出上插、下垂、横倚三项,上插宜有情不宜直擢,下垂宜生动不宜拖惫,横倚宜交搭不宜平搘,此为入手最要之势。” 独特的构图方式的盛行,也映射着理学对于绘画的影响: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宋文人士大夫,本应将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,只是面对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两宋政局,面对苟且偷安、偏安一隅的统治者,文人画家能做的或许只能以绘画的形式提醒统治者,以此表达自己的爱国护国之心。由此画家形成的求“画理”之风,自然与两宋求理的盛行相得益彰。这与南宋时期山水画中出现“马一角,夏半边”残山剩水式的构图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理学与画学的影响是必然的,也是潜在的。只是,意识对于物质的能动性反映到社会现实中可能会相对滞后,但是,影响的痕迹总是可以找到。理学在北宋已经发展成熟,纵观两宋花鸟画的发展数次之变,深究其理,便会发现理学对于绘画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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